用中國音樂學院宣傳部一位老師的話說,該校“總有那麼多熱鬧”。
  2004年,青年教師宋飛在央視揭露學校“招生黑幕”,轟動一時;10年後的2014年5月,她已經成為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,但被本校兩名教授實名舉報—這回是招老師,但關鍵詞一樣是“招考黑幕”。
  而在稍早之前的3月份,因為質疑該校今年古箏專業招考不公,12名學生家長聯名上書,要求“糾正錯誤”,“懲戒舞弊行為”。
  時間倒回2002年,本次實名舉報校領導的教授之一、著名笙演奏家李光陸,也曾因為認定有考場舞弊而當場提出強烈質疑,被學校解聘,之後在官方壓力之下復職。
  舉報,在時間流逝中不定期地“輪迴”,其中牽涉的已不僅僅是個人品格的堅守與嬗變。個案糾紛,折射出制度的“醬缸”效應,及藝術教育中的另類生態。
  舉 報
  左繼承和李光陸都是中國音樂學院國樂系的教授,2014年5月7日下午1時,他們作為同組的評委,一起參加一場本系教師的招考,應聘嗩吶教師崗位的是一名張姓考生。
  第一部分是10分鐘的演奏,考生選取了山東傳統樂曲《一枝花》。6名評委中,只有左繼承是嗩吶專家,他說:“這首曲子中最關鍵的傳統‘氣吐音’,被改成借鑒自西洋吹管樂的‘三吐音’,導致該曲精華盡失。散板和慢板也改得一塌糊塗。”
  第二部分是示範教學,安排一個學生現場聽應聘者試講課。以往慣例,曲目由學校指定,學生隨機安排。左繼承說,這次學校沒有指定曲目,而且學生還是考生自己帶來的。“但一聽,應聘者吹得還沒有學生好。”
  最後一個部分是現場答問,左繼承提出了多個問題。
  “你知道趙春峰(嗩吶泰斗)老師的拿手絕技嗎?”“不知道。”
  “潮州嗩吶和北方的嗩吶有什麼不同?”“不知道。”
  “山西嗩吶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誰?”“不知道。”
  “新疆嗩吶與漢族嗩吶有什麼不同?”“不知道。”
  ……
  左繼承、李光陸認為,這些對於學嗩吶的學生都是常識性問題,答不上來,不適合當教師。最後打分的時候,他們都只給了80分。“其他評委都不是嗩吶專業,聽不懂情有可原,假設前兩輪都給滿分,第三輪的基礎知識一問三不知,不說給0分,給個5分以資鼓勵,最多也不可能超過80分。”左繼承說。
  然而,其他4位評委給的分數都在90分以上,院長趙塔里木、副院長宋飛更是分別給出98、99分,“幾近完美”。最後,該考生以總得分90.17分通過本輪考試,超過合格線0.17分。
  聯想起考試前的一些情形,左繼承認為本次招考明顯存在舞弊。他說,2013年年底,宋飛曾向國樂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張尊連推薦過張姓考生。張尊連征求左繼承的意見,左繼承立即表示不同意:一是程序不合規定,二是國樂系不需要招嗩吶老師。
  國樂繫於去年11月29日向學院遞交了一份蓋有該系公章的紅頭文件,表示無法定奪,請“學院領導明鑒”。該文件中清楚提到,張姓考生系“由宋飛副院長和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主任王建民推薦”。
  其後,有張尊連簽字的國樂系“擬接受畢業生統計表”中明確,2014年只有二胡和箜篌兩個專業招錄教師。
  然而,考試當天,嗩吶專業的張姓考生卻出現在了考場。李光陸說,既然來了,就考吧,水平夠高我們也不排斥,然而考生表現讓人“大跌眼鏡”,依然過關。
  “這也太過分了。”左繼承說,權衡之下,他們決定實名舉報。5月8日,左、李二人發出了實名舉報信。
  誰懷私心?
  5月17日,學校紀委一名工作人員口頭通報調查結果,答覆稱調查未發現違規情形。
  “你都調查過誰?現場錄像看過了嗎?”左繼承追問。對方稱不知道,自己只回答結果,沒有義務通報過程。
  他所提到的現場錄像,是還原事實的關鍵。值得一提的是,考試要錄像,這還是2004年宋飛揭露“中國音樂學院招考黑幕”之後形成的一個慣例。當時為防不公,宋飛自己拍錄了考試過程,交給了央視,央視節目中找來專業權威教授回看,成為證明打分不公的關鍵證據。
  左繼承說,這一次,學校就是不肯公開錄像資料。
  “程序上沒有問題,宋飛沒有寫過文字信件推薦學生,也沒有委托國樂系運作。”中國音樂學院宣傳部一名田姓老師對《南風窗》記者表示,所謂不公正,只是左李二人的片面印象。
  田老師認為,藝術類院校招考有其特殊性,即評委主觀審美標準千差萬別。張姓考生答不上來那些問題,左繼承認為是常識,但“未必就是定論”。“其他4位評委給分都在90分以上,基本接近,就他們兩位給了最低分,我們反而感到很不理解。”
  “左老師可能是有個人訴求。”田老師介紹,去年六七月份,左繼承推薦過自己的學生應聘嗩吶專業教師,但“不夠優秀”,沒留下來,這個學生還是他很親的親戚。“左老師2016年就要退休,是不是著急要安排他的學生才會這麼鬧?”
  如果說左繼承有私心,那麼與此並不相關的李光陸為何也聯名舉報,而且態度激烈呢?
  田老師稱,李光陸“就是愛熱鬧”,“他每年都有一些事兒出來”。2002年,李光陸曾因現場質疑招考違規而被解聘,後又復職。
  李光陸對這一說法很生氣。“左老師的學生,你都沒有給他機會考試,怎麼知道他不優秀?”
  田老師認為,留校學生,獲獎很重要,學校招考向來特別重視獲得國家級大獎的榮譽。而張姓考生,是金鐘獎和文華獎的雙料金獎得主。正因如此,田老師認為,兩個國家級金獎獲得者在左、李看來竟然不合格,這才是不公平。
  “拿獲獎說事,他們也是左右逢源,見人下菜碟。”李光陸反駁說,領導想要的人獲了獎,那麼獎項就很重要,不想要的人獲獎,那獎項就不重要。他說,某院領導的女婿,前幾年成功應聘管弦樂專業教師崗位,並沒拿過什麼獎,那時就不提獎項的事了;前幾年二胡專業招錄一名柴姓學生留校,這名學生也沒得過什麼大獎。
  “況且嗩吶類的金鐘獎到現在只辦過一屆,也就是說只有張姓考生拿過獎,制定出這樣的招考標準,等於把其他人全部排除了,這不是按人設崗嗎?”李光陸說。
    得獎不意味著適合當教師,左、李二人認為,教師當然必須有深厚的理論功底,至少不能連常識都不懂。
  師承關係
  中國音樂學院一直是一所“多事之校”。田老師說,學生只有不到2000人,教師300多人,但“老挺有熱鬧”,“人家上萬人的學校也沒那麼多熱鬧”。
  她認為,這與藝術家集中、各有其獨特性格而且大都為人直率敢言有關。她同時提到,學音樂的學生的成長過程不同於一般的學生,他們往往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有明確的師承關係,師生之間結下了很深的感情,因此在招考過程中難免會夾雜個人感情。
  此語說來隨意,但其實正道中了中國音樂學院不斷輪迴著的舉報行為的根源。
  宋飛2004年的舉報,是因為自己的3名優秀學生被“打黑分”未被錄取;而按照田老師的表述,左繼承此次舉報,也是因為自己的學生此前未被招錄;3月份,12名家長聯名抗議中國音樂學院招考不公,同樣有著強烈的“師承關係”背景。
  隨著調查的推進,《南風窗》記者觸碰到的是藝術生招考中不為人知的關係生態和制度生態。在這一生態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,“老有熱鬧”就不足為奇。
  民樂,是一條狹窄的人生之路。學習傳統樂器的學生,往往從三四歲就開始艱苦練習。而從初中開始,他們就要努力進入一所音樂中專學校,跟著老師苦練6年,為高考進入一所知名的藝術院校而努力。
  “說白了,這個過程有點像傳統的‘戲子’,冬練三九夏練三伏。”女兒在中國音樂學院附中讀古箏專業的學生家長大麥(化名)說,除了生活條件更好、老師不打人,學生的學習過程跟電影《霸王別姬》中的情形差不多。
  因為孩子太小,父母一方常常還要放下工作,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,經濟成本非同一般。
  “走啊走,感覺孩子的人生就是一直在往小衚衕里鑽,選擇太少了。考不上藝術類院校,往往一輩子就廢了。”同為中國音樂學院附中古箏專業學生家長的大米(化名)說,自己和孩子都是靠夢想支撐,但這一夢想實現的可能性並不大。
  藝術類院校每個專業招收的學生數量很少,今年古箏專業只招6人,而參加考試的學生有三四十人。正是這種激烈而又沒有退路的競爭,給予了考試評委們極大的尋租空間,由此演化出一套承接尋租行為的“潛規則”—拜師—如果孩子想考某所院校,最好提前一兩年拜該校該專業的教授為師。拜師之後,教授會給孩子額外補習,多是走走過場,家長則支付不菲的補習費用。
  大麥說,也可以不補習,一次性交納相當數量的拜師費即可。據他瞭解,有錢的學生家長,一次性給老師50萬元乃至上百萬元也不足為奇。
  當年宋飛舉報,是在為自己的學生鳴不平,許多人不理解:學生都還沒考上你所在的大學,怎麼就是你的學生?其實,這類奇怪的師生關係,往往正由“拜師”而來,他們是教授們的“社會學生”。
  由於每個專業招生人數很少,各專業尤其冷門專業往往只有一兩名老師。左繼承所在的嗩吶專業,全校就只有他一名老師。而在招考過程中,許多時候專業老師的打分比重能達到百分之六七十,這意味著,哪個學生能進入大學,基本上就是專業老師說了算。
    所以家長們心裡明白,拜師費、補習費,其實就是孩子進入大學的“買路錢”。
  異樣考場
  王竹(化名)是大麥、大米的孩子們的“師姐”,今年參加中國音樂學院的高考選拔。這個女孩,曾經在與成年人的共同競賽中獲得文華獎個人金獎,按規定,獲得過國家級大獎的附中學生,只要中學期間文化課沒有不合格的科目,就能被保送中國音樂學院。
  有家長說,由於學院“重視大獎”,文化課是否全部合格,在以往並不考究,只要得過國家級大獎,都能保送。過去6年,王竹曾有一門課的一次考試未及格。他們感覺到的不公正從這一點上開始—針對唯一具有保送資格的王竹,學院突然把文化課的要求拿了出來,取消其保送資格。當然,這種動機猜測無法得到有力的證據,而且學校也並不違規。
  那就參加考試。然而麻煩接踵而來,初試之時,別的考生都完整彈奏,只有王竹一上去就被評委指定從曲子中間開始演奏。“一會兒又打斷,說你彈慢板,一會兒再打斷,讓彈快板,正要進入高潮,就被叫停。”大麥說。
  大麥、大米陪著孩子學琴十幾年,對於音樂粗有所知。“彈奏是需要醞釀感情的,把曲子打得零零散散,怎麼可能彈得好?比如我現在給你一首歌曲,讓你從中間某個字開始唱,你唱得好嗎?”
  王竹哭著結束了初試,成績堪堪進入覆試。她在附中的專業老師聽說了過程,還不太相信竟有如此考試。
  老師給王竹出主意,選一首和緩的樂曲,覆試之中如果評委讓彈慢板、散板,就說沒有,如果他們突然打斷,也不予理會,堅持彈完。老師的計策,針對的是考場錄像。如果總被打散,那麼錄像根本無法判斷學生水平,申訴無門。
  學生家長們認為,評委總是打斷,其目的就是干擾錄像,不錄取王竹,也不留下證據。覆試當天,王竹的演奏果然在高潮處被叫停,但遵照老師的意思,她未予理會,全曲奏完。
  最後的分數,她仍在錄取名額6人之外。王竹同班同學3人一起參加考試,一人過關,一人初試就被刷下,王竹覆試落榜。家長們回頭再看,過關的學生是一名拜過師的學生。
  家長們憤怒了。中國音樂學院附中古箏專業6個年級一共只有十幾名學生,12名家長聯名上書,要求學院“糾正結果、懲戒舞弊、改革制度”。
  多番交涉,中國音樂學院同意,如果王竹在接下來的文化課考試全部過關,仍然予以錄取。
  制度期盼
  對於學生、家長而言,高考幾乎是全部的人生希望。如果考試被認為沒有公平可言,那麼付出再多的努力,練就再高的水平,均是徒勞。如果現狀不變,那麼王竹的覆轍,註定將被後來的師妹們逐次重蹈,這就是家長們團結的理由。
  “人家的孩子得過文華獎金獎都被搞下來,我們的孩子沒有獲過獎能有指望嗎?”大米說,自從王竹考試之後,所有孩子和家長都仿佛掉進了冰窟。
  “我們大部分是中產家庭,幾十上百萬的拜師費交不起,就算有錢,音樂的道路這麼狹窄,還不如拿著錢去做生意,這十幾年,當我們白瞎了。”
大米所言非虛,李光陸說,學民樂的孩子改行的,不在少數。中國音樂學院畢業的學生,賣房子的、賣保險的、開餐廳的……不知其幾。大米說,即便將來大學畢業順利進了某個樂團,一樣無法解決基本的生活問題。
  不過選擇了這條路,未來的困難都認了,大麥說,至少給我們一個公正的環境,讓我們十幾年辛苦不留遺憾吧?“制度必須改。”
  家長們所指的制度,主要是考場制度。專業老師作為評委占的權重太大,親戚與考也不迴避,學生演奏過程中評委可以隨意議論,這一切,都給潛伏著的“師承”關係留足了後門。
  李光陸說,紀律明確規定不准帶手機入場,評委們照帶不誤。評委們總是在考場上交頭接耳,身份較高的評委說一句“不錯不錯,這孩子是個可塑之才”,他的意思別的評委就都理解了,知道該怎麼打分了。“有的孩子則穿著校服去考試,看一眼就知道她是誰的學生。”
  大麥說,同在北京的一家音樂學院,招生就是拉帘子演出。臺上的學生是誰,誰都看不到,順序是隨機的。
  歸根到底,考試現場留下的足夠的“操作空間”,被認為是其他一切衍生性畸形生態的根源。如果考試是能夠確保公正的,那麼除了苦學一途,沒有顧慮,也沒有僥幸。
  為此,家長們總結了幾點訴求:用機制確保評委隨機而且中立,嚴肅評委們的考場紀律,在不透露學生身份的環境下表演。
  否則,夢想終是一場夢。
(原標題:音樂學院里的“舉報輪迴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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