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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用中國音樂學院宣傳部一位老師的話說，該校“總有那麼多熱鬧”。
　　2004年，青年教師宋飛在央視揭露學校“招生黑幕”，轟動一時；10年後的2014年5月，她已經成為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，但被本校兩名教授實名舉報—這回是招老師，但關鍵詞一樣是“招考黑幕”。
　　而在稍早之前的3月份，因為質疑該校今年古箏專業招考不公，12名學生家長聯名上書，要求“糾正錯誤”，“懲戒舞弊行為”。
　　時間倒回2002年，本次實名舉報校領導的教授之一、著名笙演奏家李光陸，也曾因為認定有考場舞弊而當場提出強烈質疑，被學校解聘，之後在官方壓力之下復職。
　　舉報，在時間流逝中不定期地“輪迴”，其中牽涉的已不僅僅是個人品格的堅守與嬗變。個案糾紛，折射出制度的“醬缸”效應，及藝術教育中的另類生態。
　　舉 報
　　左繼承和李光陸都是中國音樂學院國樂系的教授，2014年5月7日下午1時，他們作為同組的評委，一起參加一場本系教師的招考，應聘嗩吶教師崗位的是一名張姓考生。
　　第一部分是10分鐘的演奏，考生選取了山東傳統樂曲《一枝花》。6名評委中，只有左繼承是嗩吶專家，他說：“這首曲子中最關鍵的傳統‘氣吐音’，被改成借鑒自西洋吹管樂的‘三吐音’，導致該曲精華盡失。散板和慢板也改得一塌糊塗。”
　　第二部分是示範教學，安排一個學生現場聽應聘者試講課。以往慣例，曲目由學校指定，學生隨機安排。左繼承說，這次學校沒有指定曲目，而且學生還是考生自己帶來的。“但一聽，應聘者吹得還沒有學生好。”
　　最後一個部分是現場答問，左繼承提出了多個問題。
　　“你知道趙春峰(嗩吶泰斗)老師的拿手絕技嗎？”“不知道。”
　　“潮州嗩吶和北方的嗩吶有什麼不同？”“不知道。”
　　“山西嗩吶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誰？”“不知道。”
　　“新疆嗩吶與漢族嗩吶有什麼不同？”“不知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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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左繼承、李光陸認為，這些對於學嗩吶的學生都是常識性問題，答不上來，不適合當教師。最後打分的時候，他們都只給了80分。“其他評委都不是嗩吶專業，聽不懂情有可原，假設前兩輪都給滿分，第三輪的基礎知識一問三不知，不說給0分，給個5分以資鼓勵，最多也不可能超過80分。”左繼承說。
　　然而，其他4位評委給的分數都在90分以上，院長趙塔里木、副院長宋飛更是分別給出98、99分，“幾近完美”。最後，該考生以總得分90.17分通過本輪考試，超過合格線0.17分。
　　聯想起考試前的一些情形，左繼承認為本次招考明顯存在舞弊。他說，2013年年底，宋飛曾向國樂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張尊連推薦過張姓考生。張尊連征求左繼承的意見，左繼承立即表示不同意：一是程序不合規定，二是國樂系不需要招嗩吶老師。
　　國樂繫於去年11月29日向學院遞交了一份蓋有該系公章的紅頭文件，表示無法定奪，請“學院領導明鑒”。該文件中清楚提到，張姓考生系“由宋飛副院長和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主任王建民推薦”。
　　其後，有張尊連簽字的國樂系“擬接受畢業生統計表”中明確，2014年只有二胡和箜篌兩個專業招錄教師。
　　然而，考試當天，嗩吶專業的張姓考生卻出現在了考場。李光陸說，既然來了，就考吧，水平夠高我們也不排斥，然而考生表現讓人“大跌眼鏡”，依然過關。
　　“這也太過分了。”左繼承說，權衡之下，他們決定實名舉報。5月8日，左、李二人發出了實名舉報信。
　　誰懷私心？
　　5月17日，學校紀委一名工作人員口頭通報調查結果，答覆稱調查未發現違規情形。
　　“你都調查過誰？現場錄像看過了嗎？”左繼承追問。對方稱不知道，自己只回答結果，沒有義務通報過程。
　　他所提到的現場錄像，是還原事實的關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考試要錄像，這還是2004年宋飛揭露“中國音樂學院招考黑幕”之後形成的一個慣例。當時為防不公，宋飛自己拍錄了考試過程，交給了央視，央視節目中找來專業權威教授回看，成為證明打分不公的關鍵證據。
　　左繼承說，這一次，學校就是不肯公開錄像資料。
　　“程序上沒有問題，宋飛沒有寫過文字信件推薦學生，也沒有委托國樂系運作。”中國音樂學院宣傳部一名田姓老師對《南風窗》記者表示，所謂不公正，只是左李二人的片面印象。
　　田老師認為，藝術類院校招考有其特殊性，即評委主觀審美標準千差萬別。張姓考生答不上來那些問題，左繼承認為是常識，但“未必就是定論”。“其他4位評委給分都在90分以上，基本接近，就他們兩位給了最低分，我們反而感到很不理解。”
　　“左老師可能是有個人訴求。”田老師介紹，去年六七月份，左繼承推薦過自己的學生應聘嗩吶專業教師，但“不夠優秀”，沒留下來，這個學生還是他很親的親戚。“左老師2016年就要退休，是不是著急要安排他的學生才會這麼鬧？”
　　如果說左繼承有私心，那麼與此並不相關的李光陸為何也聯名舉報，而且態度激烈呢？
　　田老師稱，李光陸“就是愛熱鬧”，“他每年都有一些事兒出來”。2002年，李光陸曾因現場質疑招考違規而被解聘，後又復職。
　　李光陸對這一說法很生氣。“左老師的學生，你都沒有給他機會考試，怎麼知道他不優秀？”
　　田老師認為，留校學生，獲獎很重要，學校招考向來特別重視獲得國家級大獎的榮譽。而張姓考生，是金鐘獎和文華獎的雙料金獎得主。正因如此，田老師認為，兩個國家級金獎獲得者在左、李看來竟然不合格，這才是不公平。
　　“拿獲獎說事，他們也是左右逢源，見人下菜碟。”李光陸反駁說，領導想要的人獲了獎，那麼獎項就很重要，不想要的人獲獎，那獎項就不重要。他說，某院領導的女婿，前幾年成功應聘管弦樂專業教師崗位，並沒拿過什麼獎，那時就不提獎項的事了；前幾年二胡專業招錄一名柴姓學生留校，這名學生也沒得過什麼大獎。
　　“況且嗩吶類的金鐘獎到現在只辦過一屆，也就是說只有張姓考生拿過獎，制定出這樣的招考標準，等於把其他人全部排除了，這不是按人設崗嗎？”李光陸說。
    得獎不意味著適合當教師，左、李二人認為，教師當然必須有深厚的理論功底，至少不能連常識都不懂。
　　師承關係
　　中國音樂學院一直是一所“多事之校”。田老師說，學生只有不到2000人，教師300多人，但“老挺有熱鬧”，“人家上萬人的學校也沒那麼多熱鬧”。
　　她認為，這與藝術家集中、各有其獨特性格而且大都為人直率敢言有關。她同時提到，學音樂的學生的成長過程不同於一般的學生，他們往往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有明確的師承關係，師生之間結下了很深的感情，因此在招考過程中難免會夾雜個人感情。
　　此語說來隨意，但其實正道中了中國音樂學院不斷輪迴著的舉報行為的根源。
　　宋飛2004年的舉報，是因為自己的3名優秀學生被“打黑分”未被錄取；而按照田老師的表述，左繼承此次舉報，也是因為自己的學生此前未被招錄；3月份，12名家長聯名抗議中國音樂學院招考不公，同樣有著強烈的“師承關係”背景。
　　隨著調查的推進，《南風窗》記者觸碰到的是藝術生招考中不為人知的關係生態和制度生態。在這一生態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，“老有熱鬧”就不足為奇。
　　民樂，是一條狹窄的人生之路。學習傳統樂器的學生，往往從三四歲就開始艱苦練習。而從初中開始，他們就要努力進入一所音樂中專學校，跟著老師苦練6年，為高考進入一所知名的藝術院校而努力。
　　“說白了，這個過程有點像傳統的‘戲子’，冬練三九夏練三伏。”女兒在中國音樂學院附中讀古箏專業的學生家長大麥(化名)說，除了生活條件更好、老師不打人，學生的學習過程跟電影《霸王別姬》中的情形差不多。
　　因為孩子太小，父母一方常常還要放下工作，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，經濟成本非同一般。
　　“走啊走，感覺孩子的人生就是一直在往小衚衕里鑽，選擇太少了。考不上藝術類院校，往往一輩子就廢了。”同為中國音樂學院附中古箏專業學生家長的大米(化名)說，自己和孩子都是靠夢想支撐，但這一夢想實現的可能性並不大。
　　藝術類院校每個專業招收的學生數量很少，今年古箏專業只招6人，而參加考試的學生有三四十人。正是這種激烈而又沒有退路的競爭，給予了考試評委們極大的尋租空間，由此演化出一套承接尋租行為的“潛規則”—拜師—如果孩子想考某所院校，最好提前一兩年拜該校該專業的教授為師。拜師之後，教授會給孩子額外補習，多是走走過場，家長則支付不菲的補習費用。
　　大麥說，也可以不補習，一次性交納相當數量的拜師費即可。據他瞭解，有錢的學生家長，一次性給老師50萬元乃至上百萬元也不足為奇。
　　當年宋飛舉報，是在為自己的學生鳴不平，許多人不理解：學生都還沒考上你所在的大學，怎麼就是你的學生？其實，這類奇怪的師生關係，往往正由“拜師”而來，他們是教授們的“社會學生”。
　　由於每個專業招生人數很少，各專業尤其冷門專業往往只有一兩名老師。左繼承所在的嗩吶專業，全校就只有他一名老師。而在招考過程中，許多時候專業老師的打分比重能達到百分之六七十，這意味著，哪個學生能進入大學，基本上就是專業老師說了算。
    所以家長們心裡明白，拜師費、補習費，其實就是孩子進入大學的“買路錢”。
　　異樣考場
　　王竹(化名)是大麥、大米的孩子們的“師姐”，今年參加中國音樂學院的高考選拔。這個女孩，曾經在與成年人的共同競賽中獲得文華獎個人金獎，按規定，獲得過國家級大獎的附中學生，只要中學期間文化課沒有不合格的科目，就能被保送中國音樂學院。
　　有家長說，由於學院“重視大獎”，文化課是否全部合格，在以往並不考究，只要得過國家級大獎，都能保送。過去6年，王竹曾有一門課的一次考試未及格。他們感覺到的不公正從這一點上開始—針對唯一具有保送資格的王竹，學院突然把文化課的要求拿了出來，取消其保送資格。當然，這種動機猜測無法得到有力的證據，而且學校也並不違規。
　　那就參加考試。然而麻煩接踵而來，初試之時，別的考生都完整彈奏，只有王竹一上去就被評委指定從曲子中間開始演奏。“一會兒又打斷，說你彈慢板，一會兒再打斷，讓彈快板，正要進入高潮，就被叫停。”大麥說。
　　大麥、大米陪著孩子學琴十幾年，對於音樂粗有所知。“彈奏是需要醞釀感情的，把曲子打得零零散散，怎麼可能彈得好？比如我現在給你一首歌曲，讓你從中間某個字開始唱，你唱得好嗎？”
　　王竹哭著結束了初試，成績堪堪進入覆試。她在附中的專業老師聽說了過程，還不太相信竟有如此考試。
　　老師給王竹出主意，選一首和緩的樂曲，覆試之中如果評委讓彈慢板、散板，就說沒有，如果他們突然打斷，也不予理會，堅持彈完。老師的計策，針對的是考場錄像。如果總被打散，那麼錄像根本無法判斷學生水平，申訴無門。
　　學生家長們認為，評委總是打斷，其目的就是干擾錄像，不錄取王竹，也不留下證據。覆試當天，王竹的演奏果然在高潮處被叫停，但遵照老師的意思，她未予理會，全曲奏完。
　　最後的分數，她仍在錄取名額6人之外。王竹同班同學3人一起參加考試，一人過關，一人初試就被刷下，王竹覆試落榜。家長們回頭再看，過關的學生是一名拜過師的學生。
　　家長們憤怒了。中國音樂學院附中古箏專業6個年級一共只有十幾名學生，12名家長聯名上書，要求學院“糾正結果、懲戒舞弊、改革制度”。
　　多番交涉，中國音樂學院同意，如果王竹在接下來的文化課考試全部過關，仍然予以錄取。
　　制度期盼
　　對於學生、家長而言，高考幾乎是全部的人生希望。如果考試被認為沒有公平可言，那麼付出再多的努力，練就再高的水平，均是徒勞。如果現狀不變，那麼王竹的覆轍，註定將被後來的師妹們逐次重蹈，這就是家長們團結的理由。
　　“人家的孩子得過文華獎金獎都被搞下來，我們的孩子沒有獲過獎能有指望嗎？”大米說，自從王竹考試之後，所有孩子和家長都仿佛掉進了冰窟。
　　“我們大部分是中產家庭，幾十上百萬的拜師費交不起，就算有錢，音樂的道路這麼狹窄，還不如拿著錢去做生意，這十幾年，當我們白瞎了。”
大米所言非虛，李光陸說，學民樂的孩子改行的，不在少數。中國音樂學院畢業的學生，賣房子的、賣保險的、開餐廳的……不知其幾。大米說，即便將來大學畢業順利進了某個樂團，一樣無法解決基本的生活問題。
　　不過選擇了這條路，未來的困難都認了，大麥說，至少給我們一個公正的環境，讓我們十幾年辛苦不留遺憾吧？“制度必須改。”
　　家長們所指的制度，主要是考場制度。專業老師作為評委占的權重太大，親戚與考也不迴避，學生演奏過程中評委可以隨意議論，這一切，都給潛伏著的“師承”關係留足了後門。
　　李光陸說，紀律明確規定不准帶手機入場，評委們照帶不誤。評委們總是在考場上交頭接耳，身份較高的評委說一句“不錯不錯，這孩子是個可塑之才”，他的意思別的評委就都理解了，知道該怎麼打分了。“有的孩子則穿著校服去考試，看一眼就知道她是誰的學生。”
　　大麥說，同在北京的一家音樂學院，招生就是拉帘子演出。臺上的學生是誰，誰都看不到，順序是隨機的。
　　歸根到底，考試現場留下的足夠的“操作空間”，被認為是其他一切衍生性畸形生態的根源。如果考試是能夠確保公正的，那麼除了苦學一途，沒有顧慮，也沒有僥幸。
　　為此，家長們總結了幾點訴求：用機制確保評委隨機而且中立，嚴肅評委們的考場紀律，在不透露學生身份的環境下表演。
　　否則，夢想終是一場夢。
（原標題：音樂學院里的“舉報輪迴”）